【揭秘】海淘奢侈品的罪与罚：80%商品竟然都涉假？

一位从事海外代购电商的人士爆料称，许多标榜海淘等宣传词语的平台电商都存在假货，其中假货数量最多的就是奢侈品。奢侈品专家周婷也曾表示，中国网上销售的奢侈品中80%是假货。

　　华人在海外市场强劲的购买能力，促使2014年中国市场终于培育出了一种新型商业模式——跨境电商。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网电商平台，到沃尔玛拥有的1号店，再到亚马逊中国和聚美优品，几乎国内所有拥有平台电商业务的公司,在一年之间都为自己贴上了“跨境”标签。

　　与跨境电商的发展相伴，“海淘”或“海外代购”成为众多跨境电商平台卖家招揽生意的关键词。所谓跨境电商，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海淘，是指通过互联网检索海外商品信息，并通过电子订购单发出购物请求，由海外公司发货回国的购物方式。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前，《棱镜》接到一位从事海外代购电商的人士爆料称，许多标榜海淘等宣传词语的平台电商都存在假货，其中假货数量最多的就是奢侈品。奢侈品专家周婷也曾表示，2013年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网上销售的奢侈品中80%是假货。

　　为此，《棱镜》以奢侈品“海淘货”为线索，深入渠道商、分销商、厂商、消费者以及品牌商等环节进行调查，希望在跨境电商盛行之际，一探这些奢侈品的真实面目。

　　从个体商户到平台都有售假？

　　“我的BV钱包有点划伤了，可以帮我简单处理一下么？”在上海的一个Bottega Veneta(宝缇嘉，简称BV)柜台前，Jo拿着她的钱包来做修复。在旁边的柜台，一对母女正在为一款设计相似的BV钱包付款，标牌上的价格近5000元。

　　“您看，现在看起来不会很明显了。”不到10分钟，店员拿着修护好的钱包双手呈给Jo。Jo看起来很满意，把一张香港的BV购物小票和发票一同塞回钱包里。

　　还没走出门店多远，Jo便拿出手机告诉男友这个消息。“我说了吧，柜台根本看不出来我的是700块的假货，还给我做了个保养呢。”Jo为自己的“恶作剧”成功感到兴奋莫名。

　　Jo告诉《棱镜》，BV钱包的购买经历“成功”之后，她陆续又从平台商户、朋友圈商家等多个渠道购买过许多奢侈品，品类包括小配饰、太阳镜、鞋子、衣服等，这些商品的售价大多是柜台价格的四分之一，有些甚至是十分之一。

　　其实，对于自己购买的商品是否属于假货，Jo并没有确切概念。辽宁华英律师事务所陈甦在接受《棱镜》采访时表示，假货没有确切的定义，法律上也没有明确表述假货的外延是什么。“个人认为，一般来说侵犯商标权或专利权生产的产品大概都可以说是假货。”

　　陈甦举例说，一家给手机品牌做生产的代工厂的任务是组装手机，但不能销售，一旦随意销售，可能就构成专利法上的专利侵权。至于商标法，一家生产加工PRADA(普拉达)包的工厂，如果在没有授权可以使用商标的情况下，随便用在同类商品上还卖了出去，这就是商标侵权，也属于假货范畴。

　　《棱镜》找到一位兼职在朋友圈和平台电商上卖货的代理王硕，他告诉《棱镜》，幸运的时候他一天就能卖出去两个，平时一般是一周两三个的速度。而一个进价400元的包，一般能赚150元左右。通常情况下，王硕一个月能赚到2000元左右的收入，这已经接近中国三四线城市里一位普通工人的工资。

　　除了个体卖家，一些电商平台本身也被证明和质疑存在奢侈品售假行为。海豚供应链CEO兼联合创始人David Lee在接受《棱镜》采访中表示，很多单据、包装齐全的洋货，表面看来毫无瑕疵，其实都是中国造假工厂的“作品”。“一些公司把奢侈品假货先以普通货物的名义出口到欧洲，再通过电商以正品的身份邮回中国。”

　　David透露，一些开放的电商平台为了快速扩张，对招商审核并不十分严格，只要对方具备自由贸易合同，而且有货，便可以入驻平台。而审核的松懈和部分人员审核能力的缺失，给这些贸易公司提供了卖假货的机会。

　　David没有透露所谓“开放的电商平台”具体指向哪间公司。不过，2014年7月被腾讯科技曝光的祎鹏恒业公司，揭开了冰山的一角。这间公司通过伪造品牌授权书和报关单等文件，向多家电商平台销售所谓“海淘”而来的服装、手表等奢侈品。祎鹏恒业公司的案发牵连出多家大型电商平台，包括聚美优品、亚马逊中国、1号店、美团网等。

　　中间商和“皮条客”的繁荣

　　在王硕所在的圈子里，白云皮具城被称为“国内知名奢侈品假货集散地”。这里通常是门庭若市，不过每年进入三月份，生意便会冷清很多，很多商家都不敢把假货摆上柜台。

　　一位假货中间商告诉《棱镜》，广州市工商局最近活动频繁，动辄就来检查，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意。这位中间商戏称自己是个负责寄快递的“皮条客”，他的通讯录里还有很多大大小小分布在全国的代理。其中，有些是在网络上以“海淘”等名义销售，有些则在线下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小店。

　　实际上，在白云皮具城以及与之相邻的写字楼和居民楼内，隐藏着更多的各类商家。这些商家有些是自己有小型假货工厂，有些是从广州、东莞等假货工厂进货，再向外批发。这里的假货价格相对低廉，比如一个标价过万的Prada经典杀手款式包，只要600元便可拿货。

　　这位自称“皮条客”的人士还告诉《棱镜》，他们除了提供从原单、原版到高仿等不同款式的商品外，还可以提供全套海外代购的各类发票，票据的价格与这些商品一样，也相当便宜。此外，其中的原单货支持“专柜验货”。

　　另一位熟悉假货的人士也向《棱镜》透露，在东莞要伪造一套国外商场的购物小票、品牌店的收据、发票等只要50元。David Lee也表示：“特别是欧洲的小票，并不像中国的发票有防伪标识，物流等单据都是可以伪造的。”

　　东莞某工厂内，大批假货等待出库

　　除了发票等购买证明，“奢侈品鉴定师”李文涛建议，不要相信“包袋上的编号在品牌官网能查询到”这样的谎言。以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简称LV)为例，其包袋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专属编号”，只有表明产地、制造年份的生产编号以及包袋型号的代码。“在官网上肯定可以找到这些编号对应的记录，因为一款型号的代码可以给多个包袋使用。”

　　“支持专柜验货”同样是假货商家的鬼话。一位曾在LV百货精品店工作的员工表示，店长明确和店员说过，不允许提供检验真伪的服务，如果遇到消费者携带假货来索取保养、维修或个性刻印等服务，不可以说“假货”等带有判断性的词语，只需要提示“不是我们的商品”即可。

　　不管怎样，“皮条客”们充当了所谓“海淘”奢侈品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而“皮条客”和卖家们的叙述，都将奢侈品假货的链条指向了一个源头——奢侈品代工厂。

　　溯源代工厂之殃

　　由于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低廉，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奢侈品的代工厂聚集地，奢侈品商们发来设计图和样板货，代工厂负责进行批量生产。

　　现在在中国代工的品牌超过十家，有Michael Kors(简称MK)、Tory Burch(托里·伯奇，简称TB)、Coach(蔻驰)、Prada(普拉达)，Miu Miu(缪缪)、Fendi(芬迪)，Burberry(巴宝莉)、Gucci(古驰)，Givenchy(纪梵希)以及Kate Spade(凯特·丝蓓，简称KS)等。

　　这些品牌的代工厂主要聚集在广州、东莞及青岛等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韩国世门在广州及青岛开设的分厂、港资起家并已经上市的时代皮具，还有东莞厚街励泰皮具厂等。

　　东莞某代工厂，奢侈品包的生产订单源源不绝

　　在一单单的生产过程中，常常出现质量控制不合格的货品，或者追单剩余的尾货。这些不入品牌商“法眼”的货，便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了市场。这些货就是所谓的“原单货”，也是各路商家们卖得最贵的一类。

　　在青岛世门代工厂工作超过五年的楼静告诉《棱镜》，她私下就在青岛开了一间小店，售卖工厂里“拿出来”的这些货。楼静透露，以前厂长、仓管和质量控制人员等都可以带出来一些没问题的好货，但是现在管得越来越严，瑕疵品或“尾单”才有机会拿出来。

　　“有些领导想换钱的时候，就想办法带几个出来，给外面的人卖。”楼静说。这些被带出来的包，一般是在熟人间消化，或者通过私人关系转手，价格一般只是专柜价的四分之一。

　　不过，正品货大量外流的情况也会偶尔出现。《棱镜》了解到，2015年年初，青岛世门代工厂就流出了一批Tommy Hilfiger(汤米·希尔费格)单肩小包。由于出口不及时，代工厂按照吊牌价格赔偿给了品牌商，而已经下线的成品包就全部留出了工厂。

　　因合同问题，青岛代工厂的某批正品货大量外流

　　熟悉东莞某代工厂的一位知情人士也表示，这种大批量因合同等问题而流货的现象，确实发生过，品牌商并不知情，工厂内部的人都带了出来。

　　然而，违规流出代工厂的“原单货”只是假货的冰山一角。

　　安雅在东莞一家专门制作MK的“原版货”工厂上班。她告诉《棱镜》，自己所在工厂的货都是原版皮、原版五金，连制包的版都是相同的。

　　安雅称对设计图从何而来这件事并不知情。但她描述，其所在工厂的车间设置、任务安排、产品生产流程等都与曾经工作过的代工厂没什么差别，连产品出厂前也都有质量控制人员挨个单品检查，确认合格再配上和正品一样的包装出厂。

　　在这家假货工厂的院子里，每天都有大量的快递人员出入，他们把这些假货包裹分销到全国各地。“做假货比私卖原单赚得多啊，产量还不比正品差。那些代工厂的中高层管理者本来就很容易打听到皮料和五金的供货商，再把图纸带出来卖给小工厂，这种钱赚得太容易了。”安雅说。

　　另外一位知情人士还告诉《棱镜》，“一些代工厂里面的人，干脆自己在外面办小厂子接活，给厂里的领导点好处，别让品牌商发现就行。”

　　在“海淘”的光环之下，众多卖家与“皮条客”以及代工厂，结成了奢侈品售假的利益链条。那么，品牌厂商在这一过程中，缘何听之任之呢？

　　品牌商的尴尬境地

　　剑桥包(Cambridge Satchel)是一家2008年创立于英国的新兴轻奢品牌，一个牛皮文件包的价格大概在1500元以上。剑桥包的全球传播经理Nicola Hamilton在接受《棱镜》采访时表示，她们公司也遭遇过假货侵权事件。

　　“我们原来的代工厂是位于莱彻斯特市(Lecester)的Zatchels工厂，2011年时我们发现这家工厂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出售了与我们品牌几乎一样的产品，设计和皮料几乎都一模一样。显然这是违法的，后来我们把这家代工厂告上了法庭，并获得了赔偿。”

　　Nicole介绍说，尽管剑桥包只是一家轻奢品牌，也和很多一线奢侈品牌一样随时面临假货的冲击。剑桥包公司雇佣了美国品牌保护服务商Mark Monitor进行日常的假货检测，目前累计发现300多家出售假剑桥包的电商网站，公司对其进行了起诉，并且大部分都得到解决。

　　“尽管这样，还是经常有消费者向我们投诉，说我们的包质量不好，要求赔偿。但其实那些只是印着我们商标的假货，并不是我们的产品。”Nicola说，公司对假货一直无可奈何。

　　辽宁华英律师事务所陈甦表示，品牌商可以使用《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制进行维权，此外，“品牌商和代工厂之间一定是有严密的合同，当然，不排除有通过成为股东等方式控制的。”

　　在中国，打假这类问题通常由各地的工商管理局以及当地的反不正当竞争的执法部门负责。比如在2014年4月20日至5月4日期间，广州白云区打假办和工商等部门就采取了联合行动，捣毁储假售假窝点23个,查获涉假皮具、手表、眼镜等产品超过1.3万件,总货值超过8330万元。

　　不过陈甦表示，由于市场活动变化迅速，行政部门的监管通常都会滞后，品牌商方面也会经常调查市场情况，并进行维权。

　　2012年7月，LV就将南京、合肥两地售卖其品牌假货的3家大市场及30多家个体户告上法庭，每家均索赔50万元，总金额超过2000万元。

　　LV等品牌只对小商家下手的做法，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假货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奢侈品圈人士认为，“现在满大街的人背的都是国际大牌，没有几个是真的，导致很多高消费能力的人开始排斥购买奢侈品。品牌商之所以打假，只不过为了重振目标消费者对他们的奢侈品的信心，维护品牌形象罢了。”

　　难道，奢侈品商们不知道代工厂和假货工厂的存在么？

　　“那些大公司都知道，他们也没办法。”前述熟悉东莞代工厂的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要处罚有违法行为的中国代工厂，恐怕没有哪个代工厂是干净的，到时候整个生产链条都会受到影响。目前为止，中国代工厂的价格、生产水平以及未来产能空间仍然是这些奢侈品公司的首选。

　　然而，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东莞等地的代工厂正面临着劳动力成本的暴涨等多重压力，包括Coach(蔻驰)在内的一些奢侈品商已经开始在东南亚寻求新的代工厂资源。韩国世门也在印尼和越南等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开设了新的工厂。

　　国际奢侈品生产、布局迁移图

　　奢侈品产业的梯度转移，或许会像关闭水龙头一般，在源头改变国内“海淘”旗号下的奢侈品售假现象。不过，作为一条业已成熟的假货产业链条，只要市场存在，这种商业模式或许就会存在。在奢侈品售假链条之上，仍有许多未被公开的秘密。(备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出现的Jo、王硕、楼静、安雅均为化名。)

　　假货产业链大起底(来源：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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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惹下麻烦了！美国律所突然来袭

大卫·罗森菲尔德所代表的群体被称为“股市秃鹫”。他们是当在美上市公司出现股价暴跌或者欺诈嫌疑时领衔集体诉讼，而代表投资人向上市公司寻求高价赔偿的律师团体。

　　“作为一名律师，没有什么比维护客户利益更重要了。”大卫·罗森菲尔德(David Rosenfeld)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写在律所的官方网站上。但是在另外一批人眼中，大卫·罗森菲尔德所代表的群体被称为“股市秃鹫”。他们是当在美上市公司出现股价暴跌或者欺诈嫌疑时领衔集体诉讼，而代表投资人向上市公司寻求高价赔偿的律师团体。

　　2015年1月30日，大卫·罗森菲尔德所在的Robbins Geller Rudman&Dowd LLP律所对曾经创下史上最大IPO纪录的中国电商阿里巴巴发起集体诉讼动议。在接受腾讯财经记者访问时，大卫·罗森菲尔德表示，求偿只是集体诉讼的诉求之一，往往并不会涉及公司核心业务，而为了杜绝被告公司再度出现类似的欺诈或不当行为，“一般来说，如果投资人认为改变公司领导架构会利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话，不排除寻求公司领导层的更换。这也适用于阿里巴巴”。而Robbins Geller Rudman&Dowd LLP律所此次对阿里巴巴发起的集体诉讼动议的被告方除了阿里巴巴公司之外，还包括阿里巴巴两位联合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

　　阿里巴巴并非2015年中概股遭遇集体诉讼的孤例。2015年刚开年，聚美优品、500彩票网便也遭遇了在美集体诉讼。在2009年到2011年期间，由于中概股中反向并购集中出现财务造假一度出现针对中概股的集体诉讼案件井喷，随后在2013年中概股IPO回暖中有所减少。而现如今，在2014年创下赴美IPO融资额新高的中概股群体正重新遭遇前所未有的审视。“股市秃鹫”或者是“投资人使者”们正在闻着血腥味而来。

　　集体诉讼或寻求阿里更换领导层

　　作为阿里巴巴集体诉讼原告主要代理律师的大卫·罗森菲尔德表示，阿里巴巴有在IPO之前向投资人提供虚假或误导信息的嫌疑，认为其过分夸大运营业绩和财务愿景让投资者们蒙受损失。特别是认为阿里巴巴在招股书中并未公布IPO两个月前和中国工商总局关于公司是否有违规甚至违法可能的会谈信息涉及欺骗投资者。大卫·罗森菲尔德认为公司这些负面新闻和成长业绩不及预期是阿里巴巴股价暴跌的原因。阿里巴巴的股价在2014年11月13日曾涨至120美元每股后，如今已经跌至80美元每股附近，低于IPO当日的开盘价格。

　　“自从动议开始之后，我们已经陆续接到全球投资人的咨询，目前还在选择“第一原告”的过程中。”“第一原告”往往是集体诉讼中承受经济损失最大的个体或机构。此次动议的截止日期是2015年3月31日，距今还有约半个月的时间。

　　此集体诉讼动议自启动之日就吸引了包括各大财经媒体和投资人的目光，不仅因为阿里巴巴曾经创下史上最大IPO，而且因为该公司被很多美国投资人认为是可以扭转中概股“造假”形象的中国创新企业的代表。另一方面，发起此次动议的Robbins Geller Rudman&Dowd也来头不小。创始合伙人之一的达伦·罗宾斯(Darren Robbins)的代表作是告倒了安然公司，让后者支付72亿美元巨额赔偿。

　　《华尔街日报》合规栏目专栏作者格雷戈里(Gregory J.Millman)撰文认为，这次针对阿里巴巴的集体诉讼将会历时久远且胜算不大，除了因为阿里巴巴在招股书的“风险”一栏中已经广泛提到公司可能面临的多种负面挑战以及关于阿里和工商总局到底如何沟通难以求证之外，格雷戈里认为阿里巴巴本身的VIE股权结构决定了它是一家开曼注册公司，全部运营资产在中国，大多数的高管也住在美国之外。一旦判决，将难以追索。

　　对此，大卫·罗森菲尔德回应，首先，这并非是律所发起诉讼的第一家中概股公司，律所在面对VIE股权结构难题时有一定经验；第二，阿里巴巴毕竟还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挂牌，那么就需要遵循法律，而且公司在加州有运营资产.“公司是什么结构不是决定是否起诉的关键因素，关键这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就需要遵守这里的规则和法律。”

　　“股市秃鹫”是上市企业必须背负的负担?

　　在Robbins Geller Rudman&Dowd LLP的中概股“狩猎”名单上还包括了2014年5月份在纽交所IPO上市的中国化妆品电商聚美优品。面对多家律所开启的集体诉讼，聚美优品创始人兼CEO陈欧曾经公开痛斥集体诉讼背后有“深层的利益链条”，并将原告律所称为“股市秃鹫”。而事实上，原告律所在代表投资人追索求偿的同时，也会按比例征收律师费，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个天价。在曾经对安然的“追捕”中，律所除了帮投资人讨回72亿美元巨额损失，本身也收获6.88亿美元律师费。

　　大卫·罗森菲尔德坦言自己没有看到陈欧的文章原文，但是对于类似的指责并不感到意外，但他很直白地表示，不同意。“原告律所律师费取决于是否会赢得官司，也就是说只有立案并胜诉或和解才会抽取一定比例作为律师费，而在动议阶段是律所用自己的钱在支付成本。更何况，所有的律所都是有维护法律义务的，所以我不同意。”

　　根据另外一家起诉中概股500彩票网的Rosen律所律师菲利普·金(Phillip Kim)的介绍，在美国此类的集体诉讼案件，原告律所的律师费抽取最高可以收到33%，但是各州不同，比如加州的平均收费在25%，而最终律师费的多少依旧要靠法官根据衡量原告律所的取证论证过程的投入成本来敲定。此类集体诉讼会历时1-4年不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金经理表示，对于此类集体诉讼案件，被告公司99%会选择和解，更何况绝大多数在美上市公司早在IPO之前就购买企业和高管责任险，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法律诉讼。“虽然2009年中概股集体爆发财务造假期间，针对中概股企业或高管的责任险保费曾经成倍增长而导致一些小企业冒险‘裸奔’，但是像阿里巴巴这样规模的企业应该早就做好了多重准备，更何况阿里巴巴在招股书中已经列出多种风险的情况下。和解费会由保险承担，而很难会触及资产来赔付。”

　　相对于求偿而言，集体诉讼对阿里巴巴可能产生的最大伤害在于名誉。在聚美优品和阿里巴巴相继面临集体诉讼的同时，投资人对中概股公司信息披露质疑再度加剧。而在探究公司信息不透明或是商业模式突然变更缘由时所渐渐浮现的假货质疑，则远非通过和解费就可以解决。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于“股市秃鹫”而言，绝大多数狩猎目标的选择除了因为对方有违反证券法的嫌疑之外，还因为对方有赔付的能力。一位美国原告律师对记者表示，“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大背景下企业本身利润和实力的增强，或许中概股也不会吸引股市秃鹫的目光。”

　　2015年当美国股市在联储即将加息的大背景下而波动加剧时，原告律所和投资者会对风险相对大的板块格外关注。而一批讲着“高增长财富故事”来到美国资本市场的中概股们一旦遭遇国内大经济环境或政策的变化，或是出现股价暴跌时，便不免成为股市秃鹫们盯上的对象。

　　起诉中概股500彩票网的Rosen律所的律师菲利普·金对腾讯财经表示，“我希望集体诉讼能警醒这些被告公司，提醒他们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原告律所不是要恶意地毁掉一个辛苦建立起来的企业。”(来源：腾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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